1900年，一座名为“亚瑟·G.多齐尔男子学校”的教养院建立，该校也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第一座少管所。多年后，一支大学考古队意外地发现了这所学校的一处墓地，才将此地掩盖了一个多世纪的罪恶公布于众，该校因此于2011年正式被查封。作家科尔森·怀特黑德看到相关报道后，以此事件为原型，写出了《黑男孩》一书。图书出版后，热度不减，并于2020年斩获“普利策小说奖”。
据当时的新闻报道，在亚瑟·G.多齐尔男子学校的校园内挖掘出许多具非裔美国人的尸骸，且有证据表明，遇害者死于谋杀，并有明显的受虐痕迹。《黑男孩》以此为切入点，故事情节展开于一个名为“尼克尔”的学校里的一片“隐秘墓地”。无疑，尼克尔的原型就是亚瑟·G.多齐尔男子学校，怀特黑德虽然也创作过非虚构作品，但这一次，他创作的是一部小说，需要动用“虚构”的力量。
为了写好这部小说，怀特黑德对此事件展开了深入的调查，他后来告诉记者：“我越是深入此书的创作，就越感到压抑和愤怒，恨不得拿着汽油和火把冲到那个地方去。”想必读者在接触这类题材时，首先激起的肯定也是愤怒和压抑。但作者在小说中显然没有囿于这些。除去这些，怎样引起读者的反思，并将它以小说的虚构性体现出来，才是写作的关键。

普利策小说奖得主科尔森·怀特黑德

小说的虚构性远非更换了学校的名字这么简单。《黑男孩》的英文原名为“Nickel Boys”。“Nickel”一词一语双关：其一，指的是小说中那所学校的名字；其二，Nickel原意是“五分镍币”，小说点明了其用意：“这里的男孩之前总说这里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们的命连五分钱都不值”。作者突出的是来到这所学校的男孩的命运之卑贱。除去“尼克尔”一词之外，更值得关注的“男孩”（Boys）在原文中是复数。
小说的时代背景设定在“吉姆·克劳法”被废除的年代。吉姆·克劳具体指涉何人，在美国历史上众说纷纭，其中一种说法认为，所谓的“吉姆·克劳”是一个名叫赖斯的白人在舞台上扮演的南方黑人角色。这个白人故意将自己的脸抹黑，学着黑人的姿态跳舞，一时间成了美国街头巷尾喜闻乐见的娱乐节目，久而久之，“吉姆·克劳”就成了黑人的代名词，更成了黑人文化的符号。后来美国政府通过了各种针对黑人的种族隔离法案，这些法案被统称为“吉姆·克劳法”。甚至在特定的时候，“吉姆·克劳”就是“种族隔离”的代名词。直到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民权运动的展开，“吉姆·克劳法”才得以废除。怀特黑德将小说设置在歧视性法案被废除的年代，真正想要触及的还是他一贯关心的主题：种族问题和美国历史。换言之，复数的男孩都是一个人：“吉姆·克劳”，他们都是生活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类人。
此外，小说开始于一场意外的考古发现，虽然如前文所说，这一设定有具体的真实事件为依托，但作为小说的场景，也可视为带有明显隐喻性的一个“原初场景”。考古挖掘的不是稀世珍宝，也不是辉煌的过去，而是一段被掩盖的屈辱史。对于所有死者来说，他们或许连生前的名字都无法保留，只有一个复数的称呼：尼克尔男孩。非裔美国人生前是“吉姆·克劳”，死后是一个集体性的称呼，他们被代表，被掩埋，消失在历史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怀特黑德也在进行一场考古活动，他要将小说嵌入历史和现实之中，赋予死者以姓名的尊严，并给予屈辱的“吉姆·克劳”以血肉的正义，进而迸发出更深层的真实，就如同他的偶像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样。
值得指出的是，“吉姆·克劳法”被废除的年代也是黑人在纽约哈莱姆区进行文学艺术复兴的年代。著名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在《哈莱姆》这首诗中曾写过这样的诗句：“延时实现之梦会变得怎样？是否会如暴晒下的葡萄般变得干枯？”尽管随着民权运动的兴起，黑人能在文学艺术上发声，但他们自己的历史和屈辱，依旧如同烈日下的葡萄那样，因为被遗忘而脱水、缩小，即便无法被彻底去除，也会渐渐成为一个隐没的黑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尔森·怀特黑德是在通过小说，不断给这颗脱水的葡萄注入水分：打破“吉姆·克劳”的符号性，并唤醒被人遗忘的死者。
主人公埃尔伍德的家庭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进行挖掘的“考古现场”，他的父母、外祖父等家庭成员的经历本身就是美国历史的沉淀。作者通过寥寥数语，勾起黑人持续在美国遭受歧视的过往。埃尔伍德因一个偶然的机会，获得了一份礼物——马丁·路德·金的演讲唱片，从而成了有望打破家族命运的人。绝非巧合的是，作者在赋予改变埃尔伍德摆脱命运之偶然的同时，也给了他堕入厄运的突然：埃尔伍德仅仅因为搭车而被认为是偷车贼，从而进入了尼克尔教养院。偶然得到的幸运，突如其来的荒诞，这两点使埃尔伍德身上最显著的特质——坚定——得以放大，这不仅仅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叙事内驱力，也成了人物身上最具个性的特质。只不过，这种特质如果被无限放大，整部小说就会显得僵硬，人物就会显得单一，似乎有以一种符号打破另一种符号之虞。但小说的另一个主人公特纳的出现无疑化解了这一潜在的缺陷。与埃尔伍德相比，特纳世俗、隐忍，甚至有些得过且过的意味，他不仅能在噩梦般的教养院里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并无数次地躲过可能的处罚，还时不时地给埃尔伍德的认真和坚定泼冷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点恰恰也拯救了埃尔伍德。两个人在尼克尔结识、互相了解的过程，也代表着黑人群体中对待暴行的两种态度逐渐融合的过程，这不仅让读者可以在这两个人身上安插自己的视角，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沉痛的故事背景带来的压抑感，也让小说的情节显得跌宕起伏，展现出了科尔森·怀特黑德的小说创作才华。
此外，更值得指出的是，这两个人最后的“结合”更具有小说主题上的升华。怀特黑德并非想鼓吹要从尼克尔逃出来，需要坚定的勇气和善于周旋的头脑的结合，而是想要突出一种“转变”。埃尔伍德的坚定使得他摆脱了家庭的命运，也逃离了尼克尔的厄运，换言之，让他避免成为另一个“吉姆·克劳”。而他在“特纳”身上的“复活”，不仅让特纳继承了他的坚定（这对特纳来说是最大的改变，细心的读者可以对比小说最后几章作者语言风格的改变），而且让自己不至于最终成为一名死者，遁入被遗忘的角落。这种转变借由小说写作特有的人称转变来完成，无疑是小说中最为高光的一笔，在主题和形式上进一步凸显了怀特黑德用文学关怀现实的情怀。
怀特黑德曾在采访中对《时代周刊》的记者说，他希望通过写作这部小说，唤起最广泛的人群对种族问题的关注。他说：“政客们迎合人们最基本的偏见……因为利用人们的恐惧以及人们身上非理性的弱点，比做一些对人们有利的事更有力量。当那些诡计多端的人想方设法地划分他们的州，以剥夺有色人种的选票时；想方设法地关闭某些投票站，使人们很难抽出时间去登记或投票时，我们也在一起……”
由此可见，复数的“男孩”既指一个人身上的他们，也指他们身上的一个人；既指生者存有死者未尽的使命，也指死者蕴含生者改变未来的秘密；既指你，也指他，更指我们。

来源：澎湃新闻

责编：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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