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宋成有先生学术著作——《新编日本近代史》成为2022年高考材料。这个消息，引发了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宋先生向记者表示，多少年来，已有很多院校将《新编日本近代史》作为本科生教材。《新编日本近代史》是一部怎样的著作？带着诸多疑问，本网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

宋成有教授在教学

　　《新编日本近代史》是教学科研集体产物

　　中国社会科学网：宋先生，您好！祝贺您的学术著作——《新编日本近代史》成2022年高考材料。首先，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这部著作。

　　宋成有：最早是从贵州的朋友那里得知，一道15分的考题《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使用了《新编日本近代史》第二章第二节《近代化基本国策的提出》中的相关内容。这本新编是以我在北大给本科生讲《日本近代史》讲稿为基础，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根据历史系世界史研究室日本史组的教学安排，沈仁安老师主讲日本古代史，我负责讲解日本近代史，李玉老师讲战后日本史。此前，听过沈老师关于江户时代的课，对幕藩二元政治结构留下深刻印象。当年备课之际，周一良先生特意把他当年讲授的《日本近代史》课程的手稿全都送给我，让我参考。因此，《新编日本近代史》是北大历史系日本史组多年教学科研的集体产物。本人在书稿撰写中，也提出若干新看法。例如，全书用连续性与变异性的辩证逻辑来把握日本近代历史进程，认为江户时代天皇朝廷、幕府将军与诸藩大名之间形成双重二元政治结构，认为明治维新的近代化过程，包括前11年的全盘西化与后10年的民族化等两个阶段；强调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的内在关联等。

　　彰显“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现实性底色

　　中国社会科学网：学术著作入高考试题体现了学术与现实之间的一种观照，那么，我们需要怎样的观照才能让学术研究更有价值？

　　宋成有：从《新编日本近代史》，以及其他多名学者的中外历史著作中，选出一段话作为考题，说明高考历史考题的难度与灵活性在增强。看来考生得多读书，扩大知识储备，才不至于在考场上发蒙。实际上，历史研究的学术著作以探讨历史真相并说明其来龙去脉为基本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史学学科建设与对外开放、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国史、世界史、史学史等三大领域的教学科研取得显著的进展，成果累累。

　　近年来，根据国家的需要，国别史、地区史、专题史等新领域的研究发展很快，陆续推出新作。现实需要为历史学的科研教学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激发出巨大的推动力，展现“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现实性底色。与此同时，还应该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优化学术研究环境，焕发学术研究的活力，推出受读书界欢迎的学术著作。

　　从多种史观出发研究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网：什么是大历史观？坚持树立大历史观具有怎样重大意义？

　　宋成有：众所周知，大历史观的热心倡导者是黄仁宇教授，他的《万历十五年》《大历史不会萎缩》等著作受到热捧。1950年他前往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10年之间，先后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硕士，博士学位，接受的自然是美国历史学的专业训练与史观、方法论。总的看来，黄教授的大历史观是欧美史学常用的宏观的研究视野或研究方法，与诸多东亚学者实证的微观研究有明显的不同。研究历史，可以从多种史观出发，包括宏观的、微观的，单一的、综合的史观等。但立足充足、扎实的史料，探究历史真相并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等治史过程，中国学术界与欧美日本学术界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在我国史学界，宏观研究、微观研究大都植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虽然与大历史观有明显区别，也不妨碍借鉴大历史观谙熟历史过程，从中提取新视角、新观点和新感知。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世界史学科发展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网：我们该怎样推进史学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宋成有：推进“三大体系”建设需要做好下面这几件事：其一，认识当今的天下大势，中国学者应与时俱进，作出反应。当前的天下大势的基本特点，特别国内外静下心来客观认知与把握突如其来的百年变局，冷静地看待中国的和平崛起。毋庸讳言，近代以来居于优势地位，掌控国际规则制定、国际秩序运行，也操持国际话语权的欧美国家以及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百年变局中的中国的认知和中国实际情形还有很大的差距。当此之际，回顾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历程与中国的贡献，展望中国的光明未来、展望人类社会的光明前景，需要调动各种正能量，弘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发出中国学人声音。建立并发展中国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其二，密切关注并把握国际历史学的最新研究动向。发展中国历史学的学科、学术、话语体系，不能闭门造车，而需要扎根中国实践，同时开阔视野、放眼全球，在交流中进步、在互鉴中创新，从而建立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学。在全球化时代，特别是当今一键通天下的网络时代，更需要密切关注国外史学研究的最新动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史学研究繁荣发展的成功条件和经验之一是始终高度关注国内外的史学研究的前沿理论、关注热点、话语建构，并在此基础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答问题，百家争鸣、各抒己见，不断交出“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中国历史学答卷。

　　其三，坚持走中国特色世界史学科的道路，推出创新成果。在近代中国，世界史，包括日本史在内的外国史研究落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世界史学界逐渐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初步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体系。1962年，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上古?中古?近代四卷本的《世界通史》出版，即为中国学者集体合作的重要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数代学人为建立中国世界史，包括日本史学科体系而不懈努力。其中，吴廷璆主编的《日本史》等日本通史，王金林著的《简明日本古代史》、吕万和著的《简明日本近代史》、万峰著的《日本近代史》等日本断代史，以及徐建新的《好太王碑拓本研究》等专题史研究成果等，构成了日本史学科体系的奠基之作。与此同时，我国学者的日本研究专著数以千计，数量惊人。大部头的系列研究成果，如沈仁安牵头的13卷本的《东亚中的日本史》，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杨栋梁主持的《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与《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等系列研究成果，展示中国学者的整体实力。最近，中国日本史学会与东北师范大学东亚研究院编辑的四卷本的《日本社会变迁研究》，可谓中国学者为建设中国特色的日本史研究体系所作出的集体努力。这部多卷本的论文集，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老中青学者日本史研究成果的精粹。在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学术传承方面，推出可供研读与思考的范本。

　　40载学术研究硕果累累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在近40年史学研究工作中，都取得哪些丰硕成果？

　　宋成有：在北大历史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近40年，首先要做好教师的本职工作。先后讲授过日本史、韩国史、东北亚史、亚非拉近代史等课程，培养国内外硕士研究生30余名、博士研究生20余名。其间，先后出版《战后日本外交史》（第一作者，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日本帝国的兴亡》（合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中韩关系史》现代卷（1945-1993，合著，社科文献出版社，1997)、《东亚区域意识与和平发展》（第一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日本十首相传》（主编，东方出版社，2001）、《“东北亚发展的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二主编，正中书局，2003）、《北京大学与韩国“三?一”独立运动》（香港社科出版社，2003）、《东亚跨世纪的历史巨变与重新崛起》（合著，香港社科学出版社，2004）、《新编日本近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009年再版）、《中外文化交流史》（合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东北亚史研究导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中韩关系史》现代卷修订版（1945—2012，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学术论文百余篇。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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