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以往的美国排华研究不同，作者认为贝丝·廖-威廉姆斯的《中国人必须走》既超越了白人中心主义，又超越了民权运动以来的身份政治视角，而用开放的“跨尺度史”，生动地记述了排华者、华人群体以及在排华问题上摇摆不定的群体如美国雇主、政客、律师、传教士等各色小人物的经历、故事。探究跨地域、短时间频发的暴力驱华事件的共同特点和内在政治逻辑，令人信服地证明1885至1887年集中的地方暴力行动推动了联邦层面决策的实质性转变。
“中国人必须走”：
美国暴力排华时代的种族政治
文 | 徐天
（《读书》2022年8期新刊）
一八八五年九月五日，星期六，美国西北部斯库埃科谷（Squak Valley）的沃尔德兄弟农场迎来了一小队中国工人。他们的任务是采摘农场的啤酒花，打算周末之后立刻开工。星期天过得很平静。按照原计划，华工们翌日钻入一人多高的啤酒花田，辛苦工作了一整天。与此同时，一群曾在农场上工作过的白人和印第安原住民正在准备一场夜袭。当晚，在帐篷里睡觉时，华工们突然听到枪声，有人仓皇逃入附近的树林，目睹帐篷被暴徒烧毁，有人腹部中枪，躺在废墟里“彻夜哀号”，挨到第二天清晨才死去。

1871年洛杉矶屠杀华人事件（来源：commons.wikimedia.org）
一八八五到一八八七年间，一系列暴力排华事件出现在美国西北部的城镇、矿场、农田，人们使用“骚扰、恐吓、纵火、爆炸、侵犯、杀戮”等手段，试图把当地的华人驱赶出去。在波特兰市中华会馆的求救文书里，排华者是穷凶极恶的“匪党”；在目睹排华的白人精英看来，他们是手握选票的劳工阶层“暴徒”；但在参与排华的劳工代表眼中，他们却是“英雄”和“真正的男人”。西雅图的排华集会上，人们高举的标语有“限制（华人入境）法案已经失败”“法律是用来执行的”“百万富翁的宠物（配图是两名华人坐在一个百万富翁膝头）”等等（《西雅图每日快报》，一八八五年十月四日）。在斯库埃科谷夜袭中幸免于难的Gong Heng（按广东赴美移民卷宗常见发音判断，可能是“江恒”）向验尸官陪审团回忆说：“周一晚上，白人来杀中国佬。”他不知道，当夜来袭的还有印第安原住民。他和同伴们只听见黑夜里有人放枪，“枪响如此密集，听起来和中国新年完全一样”。
亲历者的面目
暴力排华的主力是谁？根据美国历史学家贝丝·廖-威廉姆斯这本《中国人必须走：暴力、排斥和在美异族的形成》（以下简称《中国人必须走》），他们主要由美国本地或欧洲移民劳工组成。这些人生活不易、寂寂无名，和华人一样，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是美国西北部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偶尔，失业的非裔、原住民劳动者、对大资本有怨言的小业主也加入到排华队伍之中。有些地方（如塔科马市），排华者的行为得到当地市政、警方、消防和商界的支持，但在另外一些地方（如奥林匹亚市），警方却会及时制止排华暴力，拘捕带头闹事的人。

“中国人必须走”玩具枪，手柄上刻有标语，1876-1890年制作于美国康乃狄克州（来源：emuseum.nyhistory.org）
暴力行动得到了广泛的民间支持。塔科马市的排华游行中，百余名儿童跟着火把和乐队起哄，他们被当地报纸郑重地称为“自由人之子”；西雅图的大街小巷里，女性劳工运动家们敲开当地富户的门，劝说他们辞退家中的华人佣仆。加州萨克拉门托的排华集会上，有人颇通文墨，引用十八世纪国际法研究者瓦泰尔（Emmerich de Vattel）关于国家出入境管理“主权”的讨论，奉劝美国政府全力排华；与此同时，各地支持排华的媒体淡化暴力事实、宣传所谓的“和平”排华手段，起到了跨地域动员的作用。意识形态上，很多人动用了“反奴隶制”话语，认定劳力低廉的华工是败坏美国自由劳资关系的“新奴隶”，通过雇用华人去压低工资的资本家们正在成为新奴隶主。顺理成章地，白人劳动者自我赋权，成为“自由劳力”的最后防线，对他们而言，“驱赶华人”义不容辞。
排华者不是《中国人必须走》这本书的唯一主角。华人群体和在排华问题上摇摆不定的群体，如美国雇主、政客、律师、传教士等，在书中分别占据了与排华者相同，有些部分甚至犹有过之的篇幅。全书按时间顺序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名为“限制”，用两章笔墨梳理一八八二年《排华法案》出台的前因后果，以及一八八二到一八八五年间联邦政府执法不力的历史现实。第二部分名为“暴力”,用三章笔墨分别书写华人、施暴者、中间派的经历。这部分既有历史学家的宏观分析，又有基于私人史料的、近似于文学界“不可靠叙事”的写法，是全书故事性最强，也最接近学者柯文“历史三调（事件、经历、神话）”中所谓“经历”调性的三章。第三部分名为“排斥”，由两章组成，一面讨论中美之间艰难达成排华“共识”的过程，一面考察一八八八年“排华”正式成为美国国策之后，暴力事件亲历者在美国后续的生存策略和集体记忆。三者串联在一起，呈现了一套多视角交织而成的、既超越白人中心又超越亚裔中心的历史分析。

1886年，乔治·迪洗衣机公司描绘《排华法案》的政治卡通画，这幅卡通画目的在于推销公司的新式洗衣机（来源：reimaginingmigration.org）
廖－威廉姆斯之前，学术界对排华暴力的展现已不新鲜。一方面，关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排华暴力的记述要么集中在加州，要么聚焦在某个社区（如石泉镇、地狱峡谷等）或行业（如矿业、农业等），且往往重于呈现、疏于分析；另一方面，学界对排华暴力的宏观反思长期受限于一九〇六年旧金山地震和大火之后华人相关资料不可逆转的缺失，难以全面超越七十年代亚历山大·萨克斯顿（Alexander Saxton）所定的、以白人为中心的“不可或缺的敌人”解释框架。廖－威廉姆斯另辟蹊径，聚焦排华比较暴烈、华人证词等材料相对丰富的华盛顿准州（一八八九年后正式成为州），使用了美国内政和外交档案、国会调查报告、庭审记录、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学者所做的西海岸种族关系调查实录、朱士嘉编纂的《美国迫害华工史料》，以及报纸、保险公司地图、私人信件和日记等大量中英双语材料，重新定义了暴力在美国排华史和种族史上的位置。
作者搜集到至少一百六十八起驱赶华人的暴力事件，证明这场跨地域的集体行动曾在三个州、五个准州延烧。与无序的、颠覆性的或者国家主导的暴力不同，这些短时间内频繁出现的、传染病一样的民间自发暴力事件（她在辨析早期排华行动时使用了“零号病人”的说法）虽然与地方冲突和人际龃龉有关，却共享一套极为鲜明的跨区域政治议程，属于“以地方群体暴力为渠道发表全国性政治声明”的一种“暴力种族政治”运动。以华人为代价，这场运动迅速带来了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妥协与和解。美国政治有机体内相对失语的劳工群体通过暴力排华收割了“非常态”的强大话语权，最终令人惊讶地改变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决策方向。

1852年，加利福尼亚中部的白人和华人淘金者（来源：britannica.com）
作为排华史分水岭的一八八五年
《中国人必须走》的前两部分围绕两个问题展开：历史上切实起到排华效果的，到底是一八八二年的《排华法案》，还是一八八五至一八八七年间的暴力行动？此前零星爆发的暴力排华事件，为何在一八八五年以后集中发生？李漪莲、邓新源（Bill Ong Hing）等学者曾经引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美国财政部的统计数据，证明《排华法案》出台后，年均华人入境人数一度降到二位数。廖-威廉姆斯对新移民、返程移民和偷渡客做了不完全统计，发现这些数据极不准确。如果把各港口的统计数据叠加在一起，则一八八三到一八八九年间，华人每年入境的平均人数为一万两千一百六十五人，比一八八二年法案出台之前还高出十五个百分点，而且这个数字还没有算上偷渡客。作者据此得出结论，美国政府虽然在一八八二年迫于社会压力出台了《排华法案》（当时该法案更为世人所知的名字是“限制法案”），但华人入境美国的浪潮并未得到有效遏制。由于国会在对华亲善和排华之间长期犹疑不定，政府主导的排华工作收效甚微，社会上的积怨不断累加，终于在一八八五年的一系列冲突事件中转化为蔓延整个西北部的暴力排华浪潮。
一八八二年法案为何收效甚微？作者在执法过程中找到了一些端倪。以岛屿密布、水道纵横的西海岸美加边境为例。华人在此地构建了繁复的偷渡入美网络，势单力孤的移民官员经常“望山跑死马”，有时只能眼睁睁看着原住民在海天之间划着独木舟，慢悠悠地把华人偷渡客带进美国。常驻星期五港、与加拿大维多利亚市（老华人称“域多利埠”）隔海相望的移民官亚瑟·布雷克曾向长官抱怨说，自己执法虽然勤快，但人手奇缺，工作难以为继。他不得不发动当地居民抓捕偷渡客，并许诺每天三到四美元的报酬。赏金之下，白人、原住民，甚至居住在边境的华人都参与到举报和抓捕行动中，可是与漫长的边境线和简陋的国家机器相比，这批人力杯水车薪。到一八八五年，加拿大要求美国在向加方驱逐华人偷渡客时支付五十美元人头税，但美国财政部无力应对，只能把压力转嫁给华人，导致出入境管理效率更加捉襟见肘。这一系列执法障碍的结果是，一八八二年法案出台后，西海岸居民连等三年没有看到政府排华的显著成效，“限制法案”逐渐成为他们眼中的一纸空文。

《推倒他们爬上来用的梯子》，1870年《哈泼周刊》插画（来源：cdn.britannica.com）
虽然法案本身效果不显著，但三年的联邦执法过程却给暴力排华打下了合法性基础。在地方民众看来，既然移民官员可以雇用普通居民抓捕偷渡客，地方社区当然也有权自行驱赶华人。这种逻辑与美国历史悠久的地方自治和“公民逮捕”（citizen’s arrest）传统高度一致，在一八八五年左右占了上风。此时，三年前的那条恶法已不再是美国排华浪潮的登峰造极之作，而是地方自治团体和劳工组织成员质疑政府排华诚意的重要凭据。此后各地驱赶华人的暴力事件，也不再只是恶法释放的恶灵，更成为愤怒的公众以“恐吓”为手段，向联邦政府、华人和雇用华人的资产者发出的最后通牒。最后通牒的意思很明白：如果政府无法有效地驱赶华人，公众完全有能力、有决心组织起来，自己动手，帮助孱弱而又模棱两可的美国官僚系统兑现排华的承诺。
基础已经打好，但暴力排华的主流方式最终确定的时间还要等到一八八五年底。一八八五年二月，加州尤里卡市的华人帮派在交火时误杀了一名市议员，市政府以此为由赶走了当地四百八十余名华人居民；一八八五年九月，在怀俄明准州石泉镇，针对一处煤矿开采权的争端造成至少二十八名华工死亡、十五名华工受伤的惨剧，幸免于难的华工也被赶走。这两起驱赶华人的暴力事件被广泛报道，直接启发了一八八五年底塔科马市白人对华人的无端驱赶。塔科马的华人被暴民勒令限期搬离，违者遭到死亡威胁，被人投掷石块，很多华人居所窗户也被砸碎。在暴民的驱赶下，大部分华人居民被迫登上了通往波特兰的火车。成功赶走华人后，华人商铺和其他生活痕迹被排华者付之一炬。廖-威廉姆斯生动地呈现了排华者营造的恐怖氛围，同时分析说，从表面上看，整个驱赶过程流血很少、效率奇高，因此所谓的“塔科马方案”很快成为各地排华者效仿的对象。
通过塔科马排华和其他地区的效仿行为，廖-威廉姆斯发问：什么样的暴力才算暴力？历史学家对暴力的定义，是应该仅限于凶杀、流血，还是也应该囊括未知的恐怖、频繁的恐吓、限时的通牒、不受欢迎的感觉和仅仅因为族群身份就必须承受的心理压力？作者的答案显然倾向于后者。她认为，塔科马市发生的这类暴力行动虽然没有导致大规模的流血或者肉体消灭，却具备了“种族清洗”和“政治恐怖主义”的性质，因为施暴者在驱赶华人时完全不顾受害者是否具有合法移民身份，“驱除领地内的所有华人”既是他们的愿望，也是群体暴力的终点。不过，作者马上又指出，“种族清洗”和“政治恐怖主义”这两个概念本来用于形容其他历史过程，特别是国家主导的暴力行为，在此处可能是不够确切的。这一波暴力事件的本质，需要用更准确、更符合历史语境的框架来解释。

1885年《哈泼周刊》对怀俄明准州石泉镇杀害华人事件的报道（来源：commons.wikimedia.org）
“跨尺度史”
廖-威廉姆斯采用“尺度/比例尺跳跃”（scale jumping）概念，去描述施暴者从“地方层面暴力驱赶”到“国家层面排外政策”，再到“国际层面的帝国主义”的政治动员过程。“尺度跳跃”是作者从人文地理学中借用的概念，用来形容特定群体通过跨越不同地理尺度，汇集各尺度内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等资源，从而实现特定诉求的过程。排华者的政治行动基本符合这个路径。他们从一八八二年法案的执法过程中获得了运动的合法性，又高举维护“自由劳力”的意识形态大旗，因此，他们驱赶华人的行动虽然始于一时一地，却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影响联邦决策的意图。
华盛顿准州州长华生·斯夸尔（Watson Squire）一家的心路转变，可以帮助我们从白人精英的角度，理解“尺度跳跃”与决策层之间的互动。一八八四到一八八七年间，斯夸尔任华盛顿准州州长，见证了该地区暴力排华的历程。他本人与西雅图华商颇有私交，但在处理治下此起彼伏的排华事件过程中，斯夸尔和他的夫人艾达逐渐明白，排华行动实为敲山震虎，而自己所属的社会上层正是被震的那只虎。虽然私下里对暴民不齿，但在斯夸尔一八八五年底寄给国会的信中，他求生欲极强地把自己归为“人民”，认为华盛顿人民“一致”同意，华工在西海岸的存在将会带来“美国劳力的全面降级”和“基督教文明”的终结，建议国会在内政和外交上选择强硬排华。一八八九年，当华盛顿准州正式成为美国的第四十二个州时，斯夸尔更以强硬排华的竞选纲领赢得选举，成为华盛顿州的第一代联邦参议员。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担心排华暴力回潮的斯夸尔把政纲进一步合理化，坚称强硬排华是保证美国“国内宁静”的最佳手段。

1886年《哈泼周刊》对西雅图暴动的描绘（来源：digitalcollections.lib.washington.edu）
一八八六年二三月间，圣何塞市三千人、萨克拉门托市五千人分别在寄给国会的公开信上签字，敦促立法者们大力排华，同时建议国会抛弃一八六八年中美亲善、允许双方人员自由流动的《蒲安臣条约》，理由是一八八二年法案虽然限制了华工入境，但《蒲安臣条约》依然凌驾于美国内政之上，束缚着联邦政府在出入境管理问题上的主权。一八八八年，克利夫兰总统不顾清廷反对，单方面通过更加严厉的《排华法案》，从国家层面肯定了西海岸排华人士关于“主权”的诉求，开启了美国移民政策从“条约至上”到“国会立法至上”的先河。至此，施暴者的“尺度跳跃”基本完成，较为温和的“限制华工入境”阶段也随之结束。“排斥华工”正式成为美国接下来五十五年的国策，直到“二战”期间中美成为盟友时才被废除。
作者对“尺度跳跃”概念情有独钟。事实上，《中国人必须走》全书都在做“跨尺度史”（transcalar history）的写作尝试，致力于打破地方史、国别史和国际史之间的叙事和分析界限。除了施暴者的“跨尺度”经验之外，华人应对暴力时做出的“跨尺度”努力也在书中得到了浓墨重彩的展现。作者发现，西雅图的中国商人往往无力抵抗全副武装的暴民，但他们发送给中国领事馆的求救文书，却帮助清廷使节援引中美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最终达到了美国联邦军队进入西雅图保护华人的效果。华工出身的商人陈宜禧借助他和西雅图权贵、清廷驻美官员的关系，在美国司法和国际关系领域帮助华人维权（在笔者所见陈宜禧私人笔记中，不仅有中英对照的法律词汇列表，还有他亲手所写的清廷驻华使领馆人物名字，其中，时任清廷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大臣张荫桓的名字被书写了不止一遍），其他城市的华商也频繁动用他们在白人社会和外交界的网络，维护自己的权益，偶尔兼顾社区内华工的需求。作者的结论是，华人虽然在面对暴力时居于弱势，而且内部时有分裂，却经常有能力通过跨国网络，把发生在美国一隅的冲突迅速转化为国际问题。这种策略一方面“强化了华人在美国的外来者地位”，一方面“改变了中美关系的走向”。

陈宜禧在西雅图（来源：commons.wikimedia.org）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朱士嘉先生编纂的《美国迫害华工史料》就已借助晚清档案，向中国读者展示了华人移民向清廷和故土呼救的声音。廖-威廉姆斯的贡献在于，她不仅注意到华人群体的跨国抵抗策略，还关注到普通华工在暴力结束之后的经历和心路历程。华盛顿准州排华之后的调查记录、国会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针对排华新政效果的调研材料，以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群学者所做的种族关系访谈，在此处共同提供了考察排华暴力亲历者后续人生轨迹的线索。在幸存华人的生活中，用脚投票似乎是最普遍的选择。据作者统计，暴力发生之初，99%的在美华人集中于西部；一八九〇年，这个数字下降到75%。大部分离开西部的华人迁移到了对华人敌意较少的东北部各州和伊利诺伊州，用源源不断的侨汇和坚韧的日常生活回击暴力排华时代的伤痛和恶意。正如一九二四年接受采访的Chin Cheung所言：“我知道有些地方对中国人还行，那我就去这些地方。其他地方，我敬而远之。”他们对美国社会的在地认识、他们为普通生活做出的非凡努力，历史学家可能永远无法充分理解。
《中国人必须走》的落点是“在美异族的形成”。一八八八年《排华法案》出台后，特别是一八九二年《吉瑞法案》要求每个华人居民登记并随时携带居住证明之后，华人移民作为“最典型”的“异族”或“外来者”的地位被确立下来。自此，无论一个华人在美国居于何处、居住了多少年，只要被政府查出没有身份证明，就必须做好被驱逐出境的准备。这种后来被存在主义者频繁取笑的“一纸身份重于一个人的存在”的荒谬现象，逐渐成为移民生活的日常。讽刺的是，后暴力排华时代的华人移民，无论是合法移民、持假身份入境者，还是偷渡客，都开始越来越自觉地给非法入境赋予了“集体行动”的性质。易言之，既然排华政策的法理基础已经被种族主义和暴力史污染，不再受到华人移民的尊重，那么偷渡和其他绕过移民法的入境手段，也顺理成章地成为“逼上梁山”式的法外抗争。

1892年，美籍华人Hang Jung的居住许可证（来源：commons.wikimedia.org）
由于历史上长期“被侮辱、被损害”的经历和蔓延全社会的深刻痛感，美国黑人史和其他族裔史研究经常承担着重新发现弱者能动性、提升族裔自豪感的重任。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浪潮中成长起来的亚裔美国史研究当然不例外。这种来自身份政治的压力固然催生了大量精深的研究成果，但也导致不少研究者有意无意地放大有色族裔的能动性，把居于强势的社会力量边缘化，限制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相比之下，廖-威廉姆斯的修史态度非常开放。作为新一代亚裔美国史研究者，她选择用平等的同情心去分析施害者的强势、弱者的武器、中间人的坚守和犹疑，从不同群体相互交织的历史现场写起，重新理解美国从“限制”到“排斥”华人的历程。她的文字告诉我，真正有意义的历史批判，往往是从严谨但不狭隘的“同情之理解”开始的。

资讯来源：澎湃新闻

责任编辑：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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