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是北宋晚期宋徽宗当政时的宰相。宋徽宗在位25年，蔡京任相18年又6个月。他曾四度被罢相而又复相，78岁最后一次任相。靖康之难，钦宗嗣位，蔡京被列为“六贼”之首，贬至儋州，死于南去之途。陈歆耕的历史非虚构新著《蔡京沉浮》不仅为我们勾勒出蔡京仕宦的一生，更呈现了北宋晚期风起云涌的政治生态，以及沉浮于其中以蔡京为藤蔓所牵连起的一长串历史人物群像，读来令人畅快淋漓，犹如亲历其中。这源于作者用独特的叙述技巧和文学笔法来重塑历史人物，以及不经意间洒落于字里行间的趣笔与闲情。

　　一

作为非虚构文学的人物传记，其内部构造往往遵从“他是怎样成为了这样一个人”之脉络行文，《蔡京沉浮》却不是这样。作为文化批评学者，陈歆耕来了一个反弹琵琶。他跳出世人把蔡京简单标签化为“奸臣”“六贼之首”的历史评判，采用“多视角”“多声部”的叙述手法，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从时人、史学家、作者三重视角层层观照、交错发声，形成一种颇具戏剧性的论辩式反转，或者说“复调”结构，在类似“双重奏”或“三重奏”的声音交叠中，试图从更多视点呈现历史真相，同时唤醒读者的“第四种声音”。作品以对比式、衬腔式、模仿式等多种形式呈现复调，且看下例：

“笺曰：‘何处机心惊白鸟，谁人怒剑逐青蝇’，以讥谗谮之人。

讥讽‘谗谮之人’有什么错呢？”

这是“车盖亭诗案”中的片段文字。吴处厚评论蔡确《夏日登车盖亭》其四，笺曰：“‘何处机心惊白鸟，谁人怒剑逐青蝇’，以讥谗谮之人。”紧接着，作者发声道：“讥讽‘谗谮之人’有什么错呢？”如是，不同观点的声音形成对比式复调。其中或许还暗含了读者的声音：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读者的声音与作者的声音形成衬腔式复调。再举一例：

“章惇贬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刘莘老新州，‘皆戏取其字之偏旁也’。这多数是一种巧合吧？章惇不至于将贬惩官员的事，当成一种随心所欲的拆字游戏。”

有史书记载，章惇贬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刘莘老新州，“皆戏取其字之偏旁也”。接着，作者发出质疑的声音：“这多数是一种巧合吧？章惇不至于将贬惩官员的事，当成一种随心所欲的拆字游戏。”这时读者脑中就会响起第四种声音：宦海沉浮，全凭运气；不是拆字游戏，胜似拆字游戏。

这种复调式的叙述在整本书中俯拾皆是，各种不同的声音造成一种召唤结构，像一只小手一样把读者牵入其中，诱发读者情不自禁发声，参与论辩、较量智慧，宛如亲身游历于北宋晚期的政治风云之中。

作者在叙述中还擅于埋藏伏笔。比如，书中写了宋徽宗和蔡京二人不同寻常的缘分。宋徽宗还是端王的时候，蔡京任开封府尹，端王曾出高价从蔡京门人手中购得蔡京书法收藏。后来蔡京入京，徽宗单独把蔡京奏章收藏在一格橱柜里。“一位是写得一手好字的天才书法家，一位是痴迷艺术、书画的皇帝。”这两人碰到一起，自然有一种无法替代的亲近感，也有说不完的话题。这就为蔡京在徽宗当政时竟然为相近20年埋下了伏笔。

还有相反的例子。元祐党人掌控朝政时，曾列出一份77人的“清党”名单，凡是上了名单的在朝新党，皆遭贬黜和清除。这就为后面新党掌权后在端礼门竖立“元祐党人碑”埋下了伏笔。蔡京任相期间，列出元祐党人119人，宋徽宗御笔录其名，刻于碑上。这些人不光本人被贬谪发配到边远地区，其子弟也不得在本州居住，更不得进入京城，甚至撤销其俸禄、焚毁其文集。果然是因果轮回。

本书在叙述层面有一吊诡之处：明明是为蔡京立传，但蔡京本人迟迟不正面现身，犹如神龙见首不见尾。特别是著作的前半部分，蔡京留给读者的只是一个模糊的身影，涉及他的直接史实并不多。比如文中数次提到蔡京之“奸”，但这个“奸”字，在这样一本写官场人物的著作中，似乎只作为一个抽象概念而存在，或者作为一个朋党之争的说辞被当权者借用。难道是作者忽略了吗？我想不会的。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北宋当朝对蔡京之“奸”记录不多。其中缘由，应该不难猜测。一部《神宗实录》，成了元祐党人与新党之间争夺话语权的战场，先后经历五次拉锯式编修，那中间经历了多少翻天覆地的篡改？而作为历史记录者本人，对宰相的记录，可信者又有几成？蔡京曾四任宰相，当朝诏令记载，他74岁时数次上章引疾告老（致仕），但实际情形却是童贯、蔡攸（蔡京之子）“软”逼蔡京交出乞致仕表章。其贪恋权势的丑态，至此才被充分暴露。这又是什么原因？

　　二

《蔡京沉浮》更有趣的，是作者以文学笔法，勾勒出一幅官场人物群像的生动素描。这是本书有别于其他历史人物传记的一个显著特点。作者把蔡京放在北宋晚期从神宗、哲宗、徽宗再到钦宗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历史阶段，他宛如沉浮于宦海中的一朵浪花，在时间的链条上忽明忽暗、闪烁不定。但作者并非仅仅描绘了这一朵浪花，而是以或沉郁或轻快的笔墨描绘了宦海中的无数浪花。作者时而运用长镜头概览海面风起云涌，时而使用短镜头细摹每一朵浪花。随着一波又一波海浪拂过沙滩，这些人物被细腻而硬朗的墨色一圈圈皴染。海浪不断涌起下沉，人物随之愈发立体饱满。可惜的是，无论这些浪花当初多么绚丽，无论他们在历史长河中如何因“水性”不同而或“沉”或“浮”，最终皆化作泡沫。

首先是以故事化手法写人物，这是最吸引人的一种人物呈现方式。故事或来自于野史，或来自于传闻轶事。这些口耳相传的传奇故事，既能补充正史资料的不足，又能增添传记阅读的趣味。蔡京的出场是从蔡氏兄弟算命开始的，其奇异处，不在于精通命理的僧人竟然大体测对了蔡京、蔡卞的命运轨迹，而在于两人不信，“旬日复往”，该僧“一如前次，无一语差谬”，这就有趣了。后来蔡京高中进士，名列第九，苏州一位名为苏琼的官妓善词，为蔡京即席作词曰：“记得南宫高选，弟兄争占鳌头。金炉王殿瑞烟浮，名占甲科第九。”这种故事化野史的使用，在人物塑造中反而起到正史难以呈现的表达效果，令人过目难忘。

蔡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书中对蔡京的外貌没有直接描写，但余杭有个擅长命相之术的杨道士曾语人曰：“此人面如美玉琢成，百体完就，无一不佳者。是人当作二十年太平宰相位。”由此可想象蔡京相貌，竟比直接描写更真切了。另外，据说蔡京能仰观火辣直射的太阳，眼睛一眨不眨。此语虽有夸张，但能见出蔡京的确是一位不同于常人的狠角色。野史还记载蔡京有言曰：“既做好官，又要做好人，两者岂可得兼耶！”可知蔡京四任宰相，不是没有原因的。

陈歆耕本人即好书法，他以书法论蔡京之为人，可谓信手拈来，尤为精彩：“蔡京不愧是一流的书法家，他深谙手中笔墨何处该方，何处该圆，何处该先方后圆，何处该先圆后方，何处方圆兼济。他用笔看似随心所欲，却处处藏着不露的心机、锋芒、狡诈与智慧，可以柔软如羊毫，也可刚硬似铁刷。”

其次，作者还擅于运用对照手法，抓住细节写人物，以寥寥数笔勾勒出诸如王安石、苏东坡、刘安世、范纯仁、陈瓘、朱勔、张怀素、蔡襄等历史人物群像。比如写朱勔和潘兑，朱勔靠给皇上进献巨石和桧树而得宠，其宅第被时人称为“东南小朝廷”。宋徽宗曾用手抚摸朱勔锦袍，朱勔便将皇上的手印绣在锦袍上，处处示人；徽宗又曾用手握着他的手臂私语，朱勔便用黄帛将皇上握过的手臂处缠上，与人相见，此臂不举，以示对皇上的无限崇敬之情。徽宗的侍从官潘兑也是一个“鼻孔朝天、行走用肚皮开道”的人物，朱勔看上他一块风水宝地，二人争抢，互不相让。朱勔通过内宫线人获得皇上御笔，强夺其地，后又买通御史官员，诬告潘兑有罪，褫其官职。其无耻之形状，犹如“狗咬狗，一嘴毛”。

还有正反对照。作者把王安石与蔡京比做一根绳子的两端，巧妙选取两人生活习惯的某个侧面对照描写，入木三分。比如，神宗和王珪看到王安石衣领上的虱子，二人“只是会心一笑，未吭声”，画面感极强。王珪下朝后打趣王安石：“屡游相须，曾经御览。”王安石听后的反应却是“一笑了之”。王安石于书卷外，一切嗜欲都异常淡薄，常常“囚首垢面而谈诗书”，吃饭只吃离他筷子最近的那盘菜。蔡京则奢华无比，他爱吃蟹黄包子，做包子也要用十数个年轻娇美的婢女流水作业。如此对比之后，结果令人震惊，王安石两次任相时间相加仅5年，而蔡京却能在相位长达18年又6个月。

第三，借他人眼中的样子间接描写出人物的变化过程。令人刮目的是，作者笔下的人物，大多更新了大众的固有认知。比如苏轼在本书中的形象，既不同于文学史中那个豪放洒脱的一代词人，又不同于林语堂笔下那个享受人生趣味的理想人物，而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苏轼。去黄州之前，苏轼任性使气，表现令人咂舌。他因政见不同恶攻“密友”章惇；在“车盖亭诗案”中，曾饱受“乌台诗案”之苦的苏轼，却不能为蔡确免于因诗获罪挺身而出，反倒出了一个“滑头”主意，不禁让人大跌眼镜。65岁那年，朝廷大赦天下，他从海南北归。此时的苏轼，已非昔日“以高才狎侮诸公卿”的子瞻。这里写苏轼，是以老友刘安世的眼光间接描写，“坐时已自瞌睡”“知其不永矣”，并语人曰：“浮华豪习尽去，非昔日子瞻也”。这种间接的表现手法，更能激发出读者今非昔比的感慨。

作者在这里采用自然流动的小说叙述手法，笔随意走。笔至此，顺势写刘安世这个人物。苏轼赞刘安世“铁石人也”。作者藉此宕开一笔，写到“铁石人”几次死里逃生的奇异经历。刘安世行山中，一巨蟒与之对视，后离去。同行道是“见公来喜相迎”。章惇派人杀安世，几次三番，杀人者皆突发暴亡，“铁石人”自岿然不动。人又谓之“殿上虎”，因其不畏权臣、敢道真言。当初，司马光赏识其人品，问为何，道“某闲居，足下时节问询不断，某位政府，足下独无书，此某所以相荐也”。作者道：“一个持有正确政治理念的人，未必是个善人；相反，一个思想保守的人，也未必是恶人。”诚哉斯言！

第四，作者擅于写普通人情，写得家常、温暖，对于历史人物传记来说，这样的手法温婉有情、可读性强，能使文字软化。64岁的王安石，病中思念女儿女婿，作诗寄小女儿曰：“仰有桂兮俯有兰，嗟汝归兮路岂难？望超然之白云，临清流而长叹。”又有诗赞小外孙女曰：“南山新长凤凰雏，眉目分明画不如。年小从他爱梨栗，长成须读五车书。”此情此景，极富代入感。

作者塑造人物时，笔底每每充满感情。比如写蔡确，他因诗获罪，从此沉默寡言。蔡确被贬新州，只携爱妾“琵琶姐”和一只鹦鹉赴任。每唤爱妾，便敲一小钟，鹦鹉代为传呼。不久琵琶姐病死，一日蔡确穿衣，误击小钟，鹦鹉又连连呼唤“琵琶姐”。可是“鹦鹉声犹在，琵琶事已非”，蔡确从此抑郁成疾。等到新党重新掌握朝政，蔡确已客死新州，追随琵琶姐而去。

第五，作者擅于捕捉戏剧性冲突，在矛盾中凸显人物性格，以此揭示党争的荒诞。“借刀杀人”一节中，曾布试图调和新旧两党，屡次向徽宗引荐陈瓘。被称“道德狂人”的陈瓘却上书弹劾曾布，并做好了卷铺盖走人的准备。宋徽宗道：“瓘如此报恩耶！”曾布无言以对。“引狼入室”讲的是“龟鹤宰相”韩忠彦和曾布的“神操作”：在蔡京即将入京时，韩忠彦遣子到郊外恭迎，而曾布则遣子至更远的20里外迎候。双方都想引蔡京这头“狼”扑倒对方，没有料到双方都倒在了蔡京的“狼爪”下，结局令人唏嘘。

最后是闲笔的趣味。陈歆耕是一位幽默风趣的学者，他的文化随笔每每有一种举重若轻的幽默感。《蔡京沉浮》延续了这样一种文字风格，在这本略感沉重的历史传记中，轻幽默随处可见。比如说到蔡氏兄弟与王安石的姻亲关系，称其为“隐形资产”，在风向突转的政治背景下，可能又转化为“负资产”，令人莞尔。他又说，在变法阵营这盘棋上，蔡京既不是“帅”，也不是“车”，充其量只是“马”和“炮”而已。读之，仿佛听到了政坛战场的厮杀声。

垂帘听政的高太皇太后一入土，新一轮人事变动开始。作者道：“假如我们穿越到宋代，就会看到一道很特别的风景：在各条通往京都的驿道上，车马辚辚，沿途可见来来往往的高官。有的是赴朝任职，自然是志得意满，各地方守官道口相迎送，置宴席扫尘，唯恐不周；有的是贬放外地，满腹惆怅，地方守官躲之唯恐不及。曾经的政敌，会不会凑巧住到一个馆舍里？偶然相逢会说些什么？”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无一不是熙熙攘攘，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朝天子一朝臣，扛着几个脑袋也未必能够善终。所谓的“奸”“恶”“小人”这类概念，恐怕叫最高级的研究学者来研究一辈子，最终也只能是一盆糨糊。

　　三

陈歆耕的这部《蔡京沉浮》，有时让你忍俊不禁，有时又令人掩卷沉思。这是一本能够让人变得更通达的书，也是一本让人增长智慧、思想变得更深刻的书。作者以深厚的文学功底，成功刻画了一群千姿百态的官场人物，“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从他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除了这些耀目的浪花，作者还浓墨重彩呈现了北宋晚期宦海的波澜、皇帝的更迭，这是蔡京等人活动的历史大舞台。诚如作者所言：“蔡京的人生轨迹，仕宦沉浮，仅仅是本著的一根藤蔓，用这根藤蔓可以牵出更多令人或惊诧、或唏嘘、或瞩目、或仰望、或垂泪的甜果、苦果、恶果、毒果、烂果……”

作者在这本书中，不止启发读者重新思考历史，还为读者留下进一步反思的空间。比如苏轼临终前作《遗表》，披肝沥胆，慷慨淋漓，后因政风又变，唯恐祸及子孙友人，遂不令传于世，导致《苏东坡全集》中《遗表》缺失，给世人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更令人唏嘘的是，对于司马光、苏轼、苏辙等人来说，他们孜孜以求的政途，或陈腐守旧、不值一提，或一生不得志、颠沛流离，皆未能提升他们人生的高度；相反，他们无意追求的文学，却使他们名垂千古，作品成为世界瑰宝。

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蔡京？作者慨叹道：“笔者常常在精明、奸诈、智慧、卑鄙、君子、小人等词语间徘徊，无法选择一个单一的词语来描绘蔡氏兄弟这样的人。”其实，岂止是蔡氏兄弟，对于穿梭于宦海中的任何一个人，我们恐怕都无法给出一个恰当的评价。或许，只有抛却附着于生命本身的层层污垢，回到作为人的最基本的常识和情理上来，才能够得出对一个人的基本判断。

资讯来源：中国青年网

责任编辑：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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