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14日是中国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梵学、印度文化研究者金克木诞辰110周年。
金克木（1912年8月14日—2000年8月5日），字止默，笔名辛竹，安徽寿县人，父亲是清朝最末一代县官。儿时金克木在家中一面念“诗云”“子曰”，一面认“ABCD”的新旧文化中完成了开蒙教育。1920年，金克木入安徽寿县第一小学就读。在他后来去北京大学任教的简历上，“学历”一栏依然填的是“安徽寿县第一小学毕业”。
也因如此，学贯古今，博通中西，掌握梵语、巴利语、印地语、乌尔都语、世界语、英语、法语、德语等多种语言文字的金克木被称为“奇才”。金克木女儿金木婴曾这样回忆父亲：“有人说，和我父亲谈天，往往你的专业是什么，他就和你谈什么，如果正好是他熟悉的，自然谈得热闹；如果并非他的专长，那他就更高兴，会说：‘又长知识了。’不过，他常对人说：‘要是为考试，不要问我，我不会考试，那另是一门学问。’他确实没有参加过什么正规考试，没有大学学历，连中学文凭也没有，倒不是考不上，是没钱考。但他从不承认是自学成才，总是强调他是有老师的，而且老师都是最好的。”
他的老师可能是一本书，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次际遇。1930年，金克木离家至北平，与各种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尤其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结下不解之缘。他泛览书刊，广交朋友，同时学会了多种语言；1941年，迎来而立之年的金克木至印度任报纸编辑。之后前往佛教圣地鹿野苑，随憍赏弥老人钻研印度古典，走上梵学研究之路；1946年，金克木回国，先后在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任教，与季羡林、张中行、邓广铭一起被称为“未名四老”；到了晚年，金克木喜欢和人交谈，写下许多文章，尤以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影响深远。
2000年8月5日，金克木因病在北京逝世。在去世的前四天他过完了自己的米寿（阴历生日），还笑着说：“我是哭着来，笑着走。”
在金克木诞辰110周年之际，澎湃新闻特地回顾了金克木从青年到中年，再到晚年的学习之路，以此纪念一位智慧又可爱的老人，一种读书的方法，以及一份在当下已不多见的对求知的真诚和热情。 

“看书如同见活人，读书如听师友谈话”

初来北平时的金克木不满20岁，囊中羞涩，但这并不妨碍他上“另一种大学”。1930年，自封“马路巡阅使”的金克木到处走街串巷，忽然发现宣武门内头发胡同有市立的公共图书馆，便走了进去。
在《风义兼师友》里，金克木特别回忆过这家图书馆：“阅览室中玻璃柜里有《万有文库》和少数英文的《家庭大学丛书》，可以指定借阅，真是方便。冬天生一座大火炉，室内如春。我几乎是天天去，上午，下午坐在里面看书，大开眼界，补上了许多常识，结识了许多在家乡小学中闻名而不能见面的大学者大文人的名著。如果没有这所图书馆，我真不知道怎么能度过那飞雪漫天的冬季和风沙卷地的春天，怎么能打开那真正是无尽宝藏的知识宝库的大门。”
某一天，金克木经过一家“私人教授英文”，便来学习，没想到后来被老师推荐的《阿狄生文报捃华》吸引了去，认为这个“矿”非开不可，越不懂越要钻，还因此和那位因病在家教书的老师成了朋友。过了不久，金克木又在世界日报中看见一则“私人教授世界语”的小广告，由此认识了张佩苍、蔡方选、陆式蘅、于道泉几位世界语者，打开了另一番天地，还把蔡方选书架上的《安徒生童话全集》《哈姆莱特》《马克白斯》《神曲地狱篇》《塔杜施先生》《人类的悲剧》《法老王》《室内周游记》等世界语本子排队读了下去。不仅如此，他常去闲逛旧书店和书摊子，也积极“课堂巡礼”——到各个大学旁听，包括钱玄同、黎锦熙、熊佛西等名教授的课，也曾赶上了章太炎、鲁迅、胡适的演讲。 

1935年，金克木来到北大图书馆工作。在这里，他会留意每一张经手的索书条，只要还书还来得及，他总要抽空翻阅一下没见过的书。他还常到中文和西文书库翻阅架上的书，并不时向库内的同事请教。后来他在《一点经历·一点希望》里写：“这样，借书条成为索引，借书人和书库中人成为导师，我便白天在借书台和书库之间生活，晚上再仔细读读借回去的书。”

有一次，图书馆来了位穿旧长袍的老先生。金克木接过他的纸条，发现都是些古书名，后面写着为校注某书需要，请某馆长准予借出，署名是一位鼎鼎大名的教授。因当时馆长换人，这些书没能立即借出，但老先生离开后金克木连忙抓张废纸把硬记的书名默写了出来。“我很想知道，这些书中有什么奥妙值得他远道来借，这些互不相干的书之间有什么关系，对他正在校注的那部古书有什么用处。”金克木在心里特别感谢这位老先生，“他不远几十里从城外来给我用一张书单上了一次无言之课。”
也是在北大图书馆，金克木遇到了自己学术上的“指路人”。“有一天，一个借书人忽然隔着柜台对我轻轻说：‘你是金克木吧？你会写文章。某某人非常喜欢你写的文。’……从借书证上我看出这个人是历史系四年级学生邓广铭。……从此以后，他来借书时往往同我说几句话。有一次竟把他的毕业论文稿带来给我看，就是他在胡适指导下作的《陈亮传》。……邓给我看论文是什么意思？我从未想起去走什么学术道路，也不知道那条路在何方。万想不到他是来给我指路的。”

在新近出版的《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中，青年批评家黄德海特别关注到金克木的读书和学习方式。 在他看来，金克木在图书馆养成了一种特殊的学习方法——“看书如同见活人，读书如听师友谈话”。这一奇特读书法能把已在某种意义上风干的书复活，重新拥有生动的面容，并在深处通向他后来提出的“读书·读人·读物”。更重要的是，金克木还领悟到“图书馆中的人能像藏书家那样会‘望气’，一见纸墨、版型、字体便知版本新旧。不但能望出书的形式，还能望出书的性质，一直能望到书的价值高低”。

“没有必要听很多课，那是浪费时光”

抗日战争爆发后，金克木流落各地，与萨空了、曾运乾、杨树达、傅斯年、李济、向达等都有或深或浅的交集，他广泛学习，受益良多。这个过程持续到1941年，金克木赴印度工作，自此开始了另外一段奇特的学习之路。
来到加尔各答，金克木先为中文报纸《印度日报》的编辑，同时学习梵文，两年后开始研究古代印度哲学、佛学与文学。金克木曾对人说，他在印度求学，也没有在大学正式注册读书，而是探访名家。因为名家之为名家，也就那一点与众不同的东西，找他聊几次也就差不多都知道了，没有必要听很多课，那是浪费时光。
宗师级的憍赏弥无疑对金克木意义非常。黄德海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憍赏弥是传奇人物，出身正统婆罗门，早年学佛，熟读全藏，后曾担任哈佛大学教授，并曾应聘为列宁格勒大学教授，只是受不了那里的严寒气候，过了一段时间便回国了。憍赏弥跟甘地是好朋友，随甘地住过一段时期，“交流了不少思想。但甘地的住处是政治活动中心，他在那里无法长期住下去。甘地入狱，他便离开。有人为他在佛教圣地鹿野苑盖了一间小屋，布施给他”。这个鹿野苑的小屋，就是金克木从学的地方。 
而当年的入学还经受了一次“考验”。金克木先是连续两次去找憍赏弥，没有准点出现，老人家不让他进门。第三次，“先在门口张望一下那正对着门口的闹钟，才知道我们的钟表快慢不一样，他的钟还差两分。我站在门外等着，看见闹钟的长针转到十二点上，才进门。他仍然睁眼望一望钟，这回没有赶我走了。”这故事简直跟张良从学圯上老人一样，连金克木自己都说：“适有天竺老居士隐居于此，由‘圯桥三进’谓‘孺子可教’。”

至于向憍赏弥求学的具体过程，后来金克木在《如是我闻》里透露：“先是东一拳西一脚乱读，随后我提出一个问题引起他的兴趣。他便要我随他由浅追深，由点扩面，查索上下文，破译符号，排列符号网络，层层剥取意义。本来他只肯每天对我背诵几节诗，用咏唱调，然后口头上改成散文念，仿佛说话，接着便是谈论。我发现这就是许多佛典的文体，也是印度古书的常用体。改读他提议的经书，他的劲头大了，戴上老花镜，和我一同盘腿坐在大木床上，提出问题，追查究竟。他还要我去找一位老学究讲书，暗中比较传统与新创。……当时我们是在做实验，没想到理论。到七十年代末我看到二次大战后欧美日本的书才知道，这种依据文本，追查上下文，探索文体，破译符号，解析阐释层次等等是语言学和哲学的一种新发展，可应用于其他学科。”

“我们一直说金克木是自学成才，但在某些时候，他会说他是有老师的，而且老师都是最好的。只是因为他学习的速度太快，我们以为他都是自学的。”黄德海感慨，除了上面提到的憍赏弥，金克木受过教益的人很多，比如傅斯年，比如邓广铭，他们都对金克木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傅斯年把金克木引上了对西方文化追根溯源的路，邓广铭让他有机会见识了现代学术的精彩，憍赏弥传授的则是梵文和对梵文的理解。
“有时候虽然只是一面之缘，金克木就能抓住其精神核心。跟傅斯年就是这样，金先生大概只见过傅斯年一面，谈了几个小时，然后拿着傅斯年送给他的拉丁文《高卢战记》回去，学会了拉丁文，决心对西方文化追根溯源，我觉得这是他学术‘预流’的开始——居然只是来自一次谈话。”
“只好从头再来，再认字，再读书，可是不觉苦，反觉乐”
从印度回国后，金克木开启了自己的“为师时代”。他先在武汉大学哲学系教印度哲学、梵文、印度文学，后在北京大学教乌尔都语、印地语、印度文学史等课程，也和季羡林一起开了五年梵文巴利文的课。
到“文革”时期，金克木经历了批斗，也一度暂别读书，“七十年代中，我不读书已有十年，除工作需要外不读别的书已有二十多年。这时到图书馆一看，中国书，外国书，不论什么文，全成了‘似曾相识’。自己觉得如同一张白纸，照说是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不幸我这张白纸好像是只能画出不新不美的图画。只好从头再来，再认字，再读书，可是不觉苦，反觉乐。”
“那是七十年代末，他身体还可以，每天从蔚秀园走到东校门附近的教师阅览室去看新书和杂志。”金克木的学生、学者、翻译家郭良鋆在《师恩深如海》一文里回忆道，“北大盖了新图书馆后，金先生便天天去新馆，不但阅读印度学方面的书籍，还阅读大量西方各种新的学术思潮方面的书籍，例如符号学、信息学、比较人类学等等。他见到我，又开始滔滔不绝地跟我谈起这十年国外印度学发展的情况，告诉我要关注哪些领域的研究，选择课题等等。”

有意思的是，金克木还在1979年忽然想学日语，起因是想知道日本人讲话作文的语气味道，“尽管学得不慢又能领会，独自啃得起劲，却随学随忘，记不住了。……本来就没敢存直接读夏目漱石的奢望。《我是猫》《哥儿》连题目都没有传神译法，不学日文也能知道。这也不是学会普通日文就能领会的。我只是有一个不好的习惯。读文学作品若一点没接触过作者所用语言，不明语气，就觉得不大舒服。不能读原文也得知道一点原来是什么样子。读译文会忽而想起原来该是什么样子。”

1982年，年过古稀的金克木正式退休，迎来了一种“老来乐”的读书状态：“七十岁开始可以诸事不做而拿退休金，不愁没有一碗饭吃，自由自在，自得其乐。要看书可以随便乱翻。金庸、梁羽生、克里斯蒂、松本清张，从前哪能拜读？现在可以了。随看随忘，便扔在一边。无忧无虑，无人打扰，不必出门而自有天地。真是无限风光在老年。”
在郭良鋆的印象里，步入老年的金克木对新鲜事物也总是兴趣盎然。“一次，他兴奋地对我谈起用电脑有多方便，省得用手写字。……我说：金先生,你汉语拼音没问题啊?……不想金先生说：你怎么那么傻，不要用全拼，你用‘标准’，只要打起首的辅音，就可以了。……金先生一辈子都聪明好学，什么新鲜的，一学便会，用他的话来说，那是因为他年轻时，在报馆工作过，缺什么行当，就要学什么行当，而且要及时学会。”金克木搬去郎润园后，郭良鋆去看望时还常见他一个人在家中摆弄围棋棋谱，“他看电视上的围棋，很快就能算出多少子，对结局作出判断。”

也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这段时间，金克木重新开始写起了东西，“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我发现自己身心俱惫，确已步入老境，该是对自己而非对别人作检查、交代、总结的时候了。于是我从呱呱坠地回忆起，一路追查，随手写出一些报告。”

其中有一本《旧巢痕》，他从自己出生写起，追溯家族往事，细写童年所见种种，以一巢而见时代一斑。1985年12月，署名“辛竹”的《旧巢痕》出版。等到1997年文汇出版社重版时又变成了评点本：在此前的基础上加了回目和评说，署名方式则变成“拙庵居士”著、“八公山人”评、“无冰室主”编。好玩的是，“辛竹”“拙庵居士”“八公山人”其实均为金克木的化名，他等于一人分饰几角，自作自评，自叹自笑。
“金先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人，他写东西绝对不喜欢按照常规思路写。”当年的“无冰室主”、编辑吴彬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想记下自己的来路，同时又有很多反思，所以就一会在故事内，一会在故事外，一会是拙庵居士，一会是八公山人，这个写作方式本身也是很新颖的。” 

“我这一生，最大的乐趣就是‘发现的快乐’”

晚年时的金克木在《读书》杂志发文最多，深受1980年代一代学人的追忆。“作为学者兼文章家的金先生，最大的特点不在博学，而在善用知识，以及善于表达。”陈平原于2000年写道，“今日中国，学界风气已经或正在转移，专业化将成为主流。我相信，日后的读书人，会永远怀念像金先生那样博学深思、有‘专家之学’做底的‘杂家’，以及其发表在《读书》杂志上活蹦乱跳、元气淋漓的‘不伦不类的文章’。”
回溯1980年代，当年的编辑李庆西也很喜欢金克木在《读书》上发表的那些长则不过千字，短则仅二三百字的文章，想拿来编一本书。1987年，他和黄育海策划一套“学术小品”的学人随笔丛书，扬之水带他去朗润园金宅拜访，金先生对李庆西打趣说，你真会动脑筋，这些“竹头木屑”也能派用场。李庆西说文章分量不在长短，《世说新语》里边的文章比你的还短小。这番《世说新语》的恭维话把老先生逗乐了。“竹头木屑”的典故就出自《世说新语》，老先生大概觉得李庆西“接口令”很快，自有一种谐趣感。李庆西和澎湃新闻记者说，最后书名就叫《燕口拾泥》，很雅致，也透着自谦的意思。
在编书时，李庆西还想起金克木《“书读完了”》中说到陈寅恪早年去拜访夏曾佑的一则轶事：夏对陈说，你懂外文能读外国书，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这话听上去狂妄而悖谬，但金克木认为它恰恰道出文化内在的结构与系统，作为中国文化源头的古代典籍不过就几十种，都有其内在的联系，是可以理出头绪的。

“金先生去世后，有一次和扬之水谈起，与其称他为学者，不如称他为智者。”编辑、作家陆灏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1990年，陆灏去北京组稿，当时很多作者是扬之水介绍并陪他去的，去金克木家也是如此。在陆灏的印象里，与金克木交谈很少有插话的机会，即便预先准备了几个问题，一见面，也会被他海阔天空似的谈锋所压倒，不由地让他牵着鼻子走。“金先生的话题也是散文似的，好似当年常山赵子龙，匹马单枪，独闯曹营，在百万大军中来回厮杀，如入无人之境。他的学识涉猎面实在太广，几乎‘百川灌河，不辨牛马。’印度文化原是他本行，可是哲学、科学、美学、佛学、民俗学、文艺学，他都有较深研究，不乏见解。冷不防，他又会朝外国文学来一枪，旋即调转枪头，刺向美术理论。”
那时金克木已到耄耋之年，但一口气还能谈上几小时，哪怕是送人从书房到门口这一路，仅仅几步却可能半小时还不够。他总说自己老了，眼花、耳背、气喘、甚至不久于人世了，但陆灏觉得：“读他的文章，听他聊天，又何尝见得半点老态？”若说与时代潮流息息相通，年轻人也不一定赶得上金克木的“时髦”。陆灏还记得有一次金克木问他当代西学最时兴的理论是什么？他答大概是解构主义。金克木当即说那是好几年前的了，现在应是‘深厚的解说’（thick interpretation)，一听陆灏表示“闻所未闻”，金克木又用民俗学研究的实例解释这种最新派的理论。
“当年无网络，他家书也不多，不知道那些杂七杂八的新知他是从哪里获取的。”

2000年4月17日——在老先生逝去前四个月，学者李工真见到了金克木，两人探讨了为什么明朝以后中国社会发展就落后于西方，还说起学者应有的精神状态问题。据李工真在《我所认识的金克木先生》里的回忆，当时他想起爱因斯坦1918年4月在马克斯·普朗克六十岁生日庆祝会上的讲话《探索的动机》，便背给老先生听：“……促使人们去做这种工作的精神状态是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谈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相类似的，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这一次，对用爱因斯坦的话作出的回答，老先生很满意，还笑了笑说：“是的，我这一生，最大的乐趣就是‘发现的快乐’。”

引申：在现代社会，怎么读那些浩如烟海的书
回顾金克木的一生，他从193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留下学术专著三十余种，主要有《甘地论》《梵语文学史》《印度文化论集》《比较文化论集》等，还有诗集《蝙蝠集》《雨雪集》，小说《旧巢痕》《难忘的影子》，散文随笔集《天竺旧事》《燕口拾泥》《燕啄春泥》《文化的解说》《文化猎疑》《书城独白》《无文探隐》等。翻译作品有《通俗天文学》《伐致呵利三百咏》《云使》《我的童年》《印度古诗选》《莎维德丽》等。2011年5月，400多万字的八卷本《金克木集》出版，收录了当时能找到的所有金克木诗文、学术专著、随笔杂文和译著等作品。

在吴彬看来，金克木确实是一个奇人，尽管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但有各种奇思妙想。人文学科里就没有他不涉猎的东西，而且他很早就对天文学等自然科学感兴趣。也是从金克木身上，她相信并不是只有来自课堂的学问才是真学问。

“在1980年代初，我们都还不知道符号学的时候，他已经能给《读书》写文章谈这个了。”吴彬和澎湃新闻记者说，她现在非常后悔当年没有把金克木聊天时的话记录下来，“他有无穷无尽的话题，无论是回忆过去还是前瞻性的，真是字字珠玑。当年没有记录习惯，一是忙，二是觉得这么精彩的话我永远都不可能忘记，但现在年纪大了，真的记不住了，太后悔了。”
她特别希望人们可以多看看金克木的文集。“金先生的文字非常好读，你会发现一个人只有把东西都嚼透了，完全化成自己想法的时候，写出来的文章才是这个样子的。它们不是那种食古不化，半通不通，堆砌好些专业词汇的文章，而完全是自己的话，而且通俗易懂，还很幽默。这样有自己性情的文章恐怕今天也比较难找了。” 

“如果金先生还在世，我想他还是会用自己的读书法读书，只要根据变化的情景微调即可。”黄德海认为，金克木最卓越的地方还不是他在印度和梵文专业上做出的杰出贡献，而是他晚年不断总结和提炼的读书和学习方法。这个读书和学习的方法，其实从他的文章名和书名里就能大体意识到——“书读完了”“读书·读人·读物”“读书与格式塔”“读书得间”“无文探隐”，思考的是在现代社会情形下，怎么读那些浩如烟海的书。

“金先生得出了自己独特的结论，足以供我们学习。比如面对众多的书，我们要先有个知识结构，这样才能知道每本书在系统中的位置，然后学着给书‘观相’‘望气’，一眼而判断某本书可能的价值，然后像福尔摩斯一样，围绕着书试图解决的问题一路跟踪追查，越读越有兴味。这个读书方法，我称为‘剑宗读书法’，非常有意思，越琢磨越有味道。”
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读过《笑傲江湖》的人知道华山派有气宗和剑宗。气宗就是所有的基础都打好，再开始练高层次的剑术。比如说先练紫霞神功，练到第八层，才能练什么剑法。剑宗的认知完全不同，哪里会有人等到你打好所有的基础，任何实战几乎都是一次未知，只好把自己的眼光练得无比锐利，在任何实战里，发现对方的漏洞，上来就是一剑。“不是先设想有基础的剑法，而是在具体里处理自己的所学，这跟传统的教育方式非常不同。我们大部分时候都是在信息不完善的情况下作出判断的，因此所谓的‘剑宗读书法’，其实就是说，没有人能够把什么都准备好才开始读书。我们不得不先知道自己要读哪些书，知道书的整体和结构，然后蹒跚着走进书的世界，一点点摸索出属于我们自己的读书方法。”

资讯来源：澎湃新闻

责任编辑：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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